吴山明人物画,关山月的人物画与敦煌有哪些渊源?你怎么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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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鞭马图》 关山月美术馆藏

花鸟画是“岭南画派”最为擅长的画科,其次则为山水画。虽然如此,在包括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何漆园等人在内的“岭南画派”诸家中,在留下大量花鸟、山水作品的同时,也不乏造型生动的人物画,体现出多方面的艺术技巧。笔者在考察大量的关山月书画作品时,也深刻地体会到此点。可以说,人物画虽然不在关山月艺术生涯中占据主流,但在其艺术成就中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传统线描人物画与敦煌壁画是关山月人物画的艺术源泉,围绕这两个方面,关山月做了不懈的探索。从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物画中可看出这一点。

关山月早在十六七岁时,便经常为亲友祖先画碳相,说明他很早便掌握人物造型的技巧。这无疑为他以后的人物画创作创造了条件。和其他传统型人物画家一样,关山月以线描入门,奠定了其坚实的人物造型基础。在其早年的人物画中,这种痕迹最为突出。

关山月《穿针》 作于1954年

而有趣的是,在其传统人物画中,表现出的岭南特色也最为显著。江浙或其他地区人物画要么受李公麟以来的线描人物影响,要么受清代费丹旭、改琦等人影响,而关山月早年的人物画则有着清朝中后期以来广东地区人物画家易景陶、苏六朋、何翀等人的影子,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于1942年的《小憩》,无论衣纹线条还是赋色,都与易景陶、苏六朋等人的人物画有一脉相承之处。现在并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实早年的关山月是否有机会接触易、苏等人的作品并受其润泽,但在关山月同门师兄黎雄才的人物画作题识中,就提及曾临摹过清代乾隆年间鹤山人易景陶的作品。因此,关山月直接或间接与黎雄才一道同时受到易景陶的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

关山月《青海塔尔寺庙会》 作于1944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易景陶传世作品并不多,在广东绘画史上的地位也并不高,影响较有限,因此,黎、关二人早年受其影响,可能完全是因为地缘关系或恰好有机会接触到他少量的存世作品。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易景陶《骑驴图》中可看出,人物的表情、线条及肌肤的颜色,关山月的《小憩》都与其有几分神似之处。无论师承哪家,关山月早年在刻画人物的“形”与“神”方面一直秉承“遗貌取神”的传统,因而使其人物画形神皆备。关山月在一首题为《形与神》的五言诗中这样写道:“若使神能似,必从貌得真。写心即是法,动手别于人。”显示出其早年人物画的创作理念。

关山月《二百六十八洞·中唐》 作于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当然,关山月早年人物画的这种区域特色并未延续很久。1943年,关山月与妻子李小平及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远赴甘肃敦煌,临摹壁画80余幅,成为他人物画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关山月《哈萨克游牧生活》 作于1946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和张大千、谢稚柳、叶浅予等人一样,关山月在临摹敦煌壁画中,使其人物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化学者黄蒙田认为,严格讲来,关山月不是在临摹壁画,而是在“写”敦煌壁画,“或者说临摹过程就是他依照敦煌壁画学习用笔、用色和用墨的过程,是学习造型方法的过程”,“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这里面,那就是关山月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临摹的、无可避免地具有关山月个人特色的敦煌壁画”。因此,在关山月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中,我们已经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种极为个性化的笔意:无论是写实的佛像如《四十九窟·宋》和《凤首一弦琴》,还是写意的歌舞如《三百洞·晚唐舞姿之二》和《二百九十洞·六朝飞天(一)》、《十一洞·晚唐》等,都是在敦煌壁画基础上的再创造。除了在构图与题材方面还保留着原始的敦煌壁画雏形外,其他如笔墨、颜色、意境等方面几乎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笔情墨趣。

关山月《纺线图》 作于1963年 岭南画派纪念馆藏

敦煌的临摹学习,对关山月以后的人物画创作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的系列组画《南洋人物写生》、《哈萨克人物》就是敦煌壁画风格的延续。所以,有论者认为,“可以以关山月早年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学习,来引证一代大师在建立个人绘画风格的道路上怎样奠定其基础”(文楼《关山月之〈敦煌谱〉》)。这是很有道理的。

原文:《关山无限好 人文亦有情》-朱万章

资源出处:《中国收藏》2017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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